《困牛山英烈千古壮举》一文，发表于《解放军报》。
在贵州东北部的崇山峻岭中——石阡县的困牛山，曾长久地掩藏着一段极为悲壮的历史。从尘封的历史中，将“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发掘出来，并使其精神光耀于世，成为新时代的精神财富，是一条凝聚了数十年心血的不凡之路。
深藏于黔东峻岭深处的英雄传奇
这是一段关于忠诚、牺牲与人民至上的故事，更是摄人心魄的英雄传奇。
1934年10月，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红六军团不幸在石阡境内陷入国民党湘、桂、黔三军约24个团的兵力精心构筑的包围圈。红六军团出发时约9758人，经甘溪遭遇战及后续突围，兵力锐减至3000余人，损失近6000人。
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军令传来：红六军团18师师长龙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率全体800余人，奉命由前卫改为后卫，不惜一切代价拖住追兵，为主力撕开一条生路。
红52团指战员义无反顾奋勇杀敌，将敌人一步步引到困牛山。此时，红52团仅剩下400余人。
困牛山，是贵州石阡县龙七镇境内的一座小山，海拔约500米，南高北低，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长约1公里。山如其名，周围山谷幽深，三面被湍急的黑滩河紧紧缠绕，形成一道天然的绝壁深渊。这里易守难攻，是理想的阻击阵地，而一旦被围也意味着退路尽断。
16日，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像潮水般涌向山头。枪炮的轰鸣笼罩了整个困牛山。红军依托险要地形，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
战斗持续了三昼夜，山头已被炮火犁了数遍。红52团的伤亡越来越大，团长田海清不幸牺牲。弹药也在急剧消耗。敌人面对这块啃不下的硬骨头，露出了最卑劣无耻的獠牙。他们从附近村庄强行驱赶来一群手无寸铁的百姓，用刺刀和枪口逼迫他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组成了一道人肉盾牌，向红军逼近。陷入被动的百余名红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悬崖边上。
困牛山巅，红军战士们陷入令人绝望的两难之境。向敌人开枪，子弹将首先穿透这些父老兄弟姊妹的身体，这完全违背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背叛了他们投身革命的初心。投降，这是比死亡更不可接受的屈辱，是对心中信仰的玷污。
绝境中的指战员们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抉择——一个将人性光辉与革命气节推向极致的抉择。
“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死也不能伤害老百姓！”
“把枪甩下河！宁死不当俘虏，跳崖！”
悲壮的口号声响彻在阵地上空。战士们毅然将枪口抬高，对准苍天，射出了弹夹里本应用于杀敌的子弹。然后，他们用尽最后力气，将视若生命的枪支狠狠砸向岩石，彻底损毁。面对凶残的敌军，伤痕累累的红军勇士，整理了一下残破的军装，相互搀扶着站稳，朝着主力转移的方向发出了最后一声怒吼。紧接着，纵身跃下悬崖！
崖高百尺，怪石嶙峋，林木呜咽。绝大部分战士当场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山涧的石头与溪流。仅有极少数幸存者，被峭壁横生的树枝挂住，留下了残躯，也留下了对那悲壮一刻最锥心刺骨的记忆。
跳崖被树藤挡住得以生还的司号兵陈世荣生前说，红52团为了拖住敌人，战斗十分激烈，“我们400多人，全被打垮。我们都知道，跳下去就是死……但是，我们不愿意伤到老百姓，也不愿意做俘虏。”幸存红军黎国兵讲，红军“在川岩坝一个光垴垴上四周被围，边打边退，退到悬崖边，有一百多人约一个连跳崖”。
当地有民众目击了这场惨烈的战斗，记住了英雄的事迹。村民安天明回忆：“打仗那天，我们看到红军只打穿军装的敌人，绝不碰老百姓一根毫毛，最后被逼到悬崖，跳了崖。”当年11岁的姚祖华当时就躲在困牛山上，他回忆：“红军是从虎井沟那里跳的崖，红军下去滚成许多草壕壕。”三合乡的刘光荣老人回忆道：“河底下死的多，有些还挂着半岩，到处都是，百把人不止。”核桃湾老人刘朝选回忆：“红军打枪打得很高，不乱打，不打百姓。”
1934年10月19日的《黔军军部皓电川岩坝战况通报》称：红六军团“顽强抵抗，冲锋十余次，全用肉搏”“伤亡逃散及跳河者近千人”。国民党军在战报中也承认，红军“对于其主义，信仰甚深，故拥护首长，效死疆场。”追击红六军团的国民党湘军旅长胡达也感慨，红军“服从命令，拥护首领，达到任务，动作迅速，种种似不能不公认。”
红52团以近乎全员牺牲的代价，将敌大部牢牢钉死在困牛山，为主力部队赢得了至关重要的转移时间，掩护了随后波澜壮阔的中央红军长征。
然而，因幸存者太少，加上此后连绵的战火与岁月动荡，这段历史连同那百余位纵身一跃的壮士的姓名，长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仅在困牛山一带，化作老人们口中关于“跳崖红军”的模糊传说。
发掘集体跳崖英雄壮举
时光荏苒，二十世纪末，一批怀揣历史使命感的人，开启了让英雄走出深山的系统性工程。
石阡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杨又铸可谓其中的代表。当时资料极度匮乏，杨又铸与他的同事开始了长达21年的“长征”。他们走遍困牛山的沟壑岭崖，寻访当地可能知情的老人，哪怕只是只言片语的回忆，也仔细记录、反复核对。他们寻找当年战斗和跳崖的痕迹，确认了跳崖遗址的具体位置。他们四处奔走，在周边村寨征集红军遗物，一件锈蚀的军号、一把残缺的刺刀、一个变形的水壶，都成为无言的历史见证。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石阡县的史志工作者们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深入多地走访调查失散红军后代、目击者、知情人795人，整理红军手稿、调查材料1200余万字；初步收集考证了红52团部分人员名单（达78人）；系统勘察发现了包括虎井沟红军跳崖遗址、团长田海清烈士坟冢在内的战斗遗址遗迹11处；征集到红军遗留的军号、枪支、军刀、水壶等实物70余件。这些成果，为这段悲壮历史勾勒出相对清晰的轮廓，为其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2009年9月，当地政府在困牛山村修建了“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纪念碑高10.5米，底座长9米、宽3米，整体呈火炬状，象征着永不熄灭的革命精神。碑体右侧为红六军团军旗，左侧为困牛山造型，旗山融为一体构成丰碑。碑名由红军时期的红六军团军团长、开国上将萧克题写。碑座四面镌刻有红六军团老将军的题词及战斗简介。
萧克将军题写的“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
纪念碑的碑文镌刻在底座正前方，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撰写，详细记述了1934年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遭遇战失利后，红52团800余壮士为掩护主力突围，在困牛山与敌激战，最终百余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集体跳崖的悲壮历史。碑文最后写道：
困牛山战斗是红六军团粉碎敌军“会剿”和“歼灭”企图，胜利突围出石阡的战斗。百余红军战士为革命勇于献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感天动地，是英雄壮举，是爱民壮举，是民本壮举，诠释了红军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困牛山红军壮举永垂青史！困牛山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困牛山脚下，新落成的困牛山红军壮举展陈中心里，42幅画作、32件雕刻、70余张照片，以及红军使用的军号、枪支、军装等40余件实物，向每位参观者诉说着红军赤诚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
自此，英灵有了归宿，后人也有了祭奠之所。
2025年，“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被列入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名单。
提案的故事
2021年5月，在全国政协开展的一次“学习百年党史 增进‘四个认同’”专题视察活动中，时任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戚建国、时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在参加视察时，听到红军困牛山壮举，深受触动。
为何一直到80多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才得以还原？
抱着这个疑问，戚建国和叶小文委员再次带队前往困牛山走访调研。叶小文后来写道：“站在虎井沟前，我仿佛听到了当年红军高呼口号、纵身跃下的声音。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随后，他们撰写了近9000字的《困牛山英烈千古壮举》在《解放军报》发表，被《新华文摘》等媒体转发，引发了广泛共鸣。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刘晓凯、戚建国、叶小文等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从国家层面支持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保护传承的提案》，并附上文章《困牛山英烈千古壮举》，系统阐述了事件的历史价值和精神内涵。
他们提到：“贵州‘困牛山百壮士’集体跳崖壮举，比狼牙山五壮士早七年，且面临着更为复杂、更为残酷的道德困境——在百姓生死与自身存亡之间做出抉择。红军将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砸烂枪支、集体跳崖，是爱民壮举、英雄壮举，是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最生动的教科书。”“它是党史学习教育中十分宝贵的红色资源，在全国众多的红色事迹中具有特殊意义。亟待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研究、宣传推广，支持对贵州‘困牛山百壮士’事迹及其战斗遗址进行重点保护开发。”
他们认为：“当前，‘困牛山百壮士’事迹及其战斗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还面临不少困难。一是史料研究认定不够。困牛山红色文化的史料征集、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以及壮举精神的提炼和价值研究不够，亟待国家权威部门参与。二是宣传教育作用发挥不够。‘困牛山百壮士’事迹在全国范围内的宣传力度不够。同时，这一典型的、独特的革命故事、英雄故事、党史故事，需要在全体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中抓好学习教育。三是保护利用不够。目前，困牛山战斗遗址周边乡镇、县区基础设施较为滞后，红色资源保护开发项目资金投入不足，建设层次低，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规划和保护利用，亟待提档升级。”
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充分肯定了困牛山红军壮举的精神价值，支持将其作为重要红色资源进行保护和宣传。尤为关键的是，在史实认定上，中央有关部门基于更权威、宏观的党史军史著作，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建议将事件统一规范表述为“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壮举”，对其精神内涵给予高度评价，支持将其纳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支持相关宣传、文艺创作及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的研究保护工作得以在国家资源的支持下系统、深入地展开。
艺术再现英雄壮举
2021年底，山西女企业家张淑平偶然读到关于困牛山红军的报道。“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这12个字如惊雷般击中了成长于军人家庭的她。翌年新春刚过，她便毅然踏上前往贵州石阡困牛山的旅程。站在纪念碑前，听着红军后人讲述村民80余年不间断的祭扫，感受着乡亲们渴望英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的迫切目光，张淑平心底轰然作响：“我要为英雄做点什么，把这段历史拍出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困牛山红军跳崖英雄！”
她远赴北京，诚邀曾创作《血战湘江》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编剧柳建伟执笔。历时半年精心打磨的剧本，为影片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2023年初，张淑平带着300多人的制作团队，开进石阡的崇山峻岭进行拍摄。历经一年多的精雕细琢，电影《浴血困牛山》于2024年首次试映。随后，开展了历时一年多系列公益展映宣传活动，电影走进北京、贵州、上海、抚顺、杭州、陕西、湖南、山西等地学校、工厂、社区、英雄部队，累计观影10万余人次，让这段鲜为人知的红军壮举走进了大众视野。
电影《浴血困牛山》海报。
《浴血困牛山》又选择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2026年“五四”青年节全国公映，意义深远——这是对当年那些平均年龄仅20岁的英雄们跨越时空的致敬，也是向当代青年传递信仰与使命的青春对话。
围绕困牛山的英雄壮举，一系列立体化、多元化的传承工程同步展开。在舞台艺术领域，当地创排的大型舞台剧《困牛山红军壮举》，大胆选用困牛山及周边村镇的百姓后代作为主要演员，让红色土地的子孙亲身演绎先辈的故事。扮演红52团团长田海清的演员黄辉湘，在实地感受跳崖处险境后深感震撼：“他们那么果敢、那么坚定，能扮演田团长，于我而言，无疑是一次十分深刻的红色教育。”
从民间口传记忆到学术深度发掘，从地方志书探寻到国家庄严认定，从悲壮往事到精神地标，困牛山壮举的发掘与弘扬，是还原历史真相、赓续红色血脉的自觉实践，更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深刻唤醒与精神谱系的壮丽建构。
困牛山红军战士的纵身一跃，诠释了对生命物理极限的超越，更铸就了精神的永恒高度。这种精神，不仅是面对死亡的无畏勇气，更是绝境中“人民至上”初心的生死坚守、对革命信仰的绝对忠诚。
困牛山的英雄们这束光芒，持续照耀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激励着后来者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担当奉献，以奋进强音告慰英灵，以永恒传承续写不负先烈、不负人民的时代新篇。
清明之际，作为红军的传人，我们伫立在“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以深情长敬，向那段不朽的壮举与不朽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少将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来源：贵州宣传
审核：田兰芳
校对：陈卓诗
编辑： 郭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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