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已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八楼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程霖教授还在伏案工作。“一直以来，我在思考如何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推向海外，让植根于中国实践、凝结着中国智慧的经济学原创思考，被世界看见、被世界读懂。”他告诉记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又有了许多新的体会。
躬耕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30年，程霖谈及近1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变化，感慨颇多：从系统挖掘传统思想里的经济学智慧，到深入总结当代经济理论创新；从立足本土实践深度进行理论探索，到走向世界开展学术对话，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正以高度的学术自觉，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夯实深厚的历史根基与文化根基。
十年深耕：传统智慧与当代创新交相辉映
记者：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0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挖掘传统经济智慧、总结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等方面取得了哪些突破和实践成果？
程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为我们指明了方向。10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耕不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是推进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系统化梳理和学理化阐释。学界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宝库，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演进机制、问题导向、内容范畴、概念体系和世界影响等进行学理化研究，准确把握其体系特征和历史地位。同时，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结合、传统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联、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经济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等重要议题，为加快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比如研究发现，古代中国在农业发展、货币金融、宏观经济治理等方面积淀的经济智慧，在当代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中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二是系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经济理论创新。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经济思想流变进行考察，揭示了要素禀赋、制度变迁、国家力量、思想转型等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互动关系。这种长时段的思想史考察，为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学术支撑。例如，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揭示了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关于土地制度变革、工业化道路选择、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等重大议题形成的经济思想脉络与作出的历史贡献，深入阐释了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逻辑与思想根基。此外，围绕新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展开专题性研究，在经济增长、经济转型、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三是从经济思想史视角助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界普遍认识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既不能移植照搬西方理论，也不能仅做简单的古语今释，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将传统经济智慧、近代转型探索与当代伟大实践之间的思想脉络贯通起来。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积极作为，自觉服务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生产与整体构建。例如，通过系统性的重大项目与教材建设，实现了从“碎片化研究”到“体系化建构”的范式转换。近年来，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创新研究”、教育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研究”等为标志，该领域已从个别学者的研究探索转向有组织的科研攻关。
百年溯源：夯实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文化根基
记者：您长期深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从学科百年发展历程看，您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对夯实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根基与文化根基有何独特价值？
程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点围绕先秦和近代时期经济思想展开的考察探索，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胡寄窗、赵靖、叶世昌等前辈系列通史性著作的陆续出版，再到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的不断拓展创新，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从形式上看，中国经济思想史以中国历史上各时期产生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发展演变规律，看似是一门回首看、溯过往的学科，但如果深究学科本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自诞生伊始，就以经世济民、学以致用为核心宗旨，在挖掘前人经济知识、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转化，助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并且推动其走向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努力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夯实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根基与文化根基方面，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
它让我们切实意识到中国自古便拥有光辉灿烂的经济思想。古代中国并无现代经济学学科建制，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体系更成熟的西方经济学强势涌入，中国一度陷入轻视自身经济思想传统、一味盲从西方的认知迷思。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通过系统梳理传统智慧，证实我国自古拥有丰富的经济思想，帮助我们认清思想本源与文化根脉，从根本上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话语惯性与叙事偏见。这一工作有助于破除迷思、增强自信，为坚守学术与文化主体性提供坚实支撑。
坚持贯通古代、近代与现代，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进一步彰显中华民族历史一脉相承、文明绵延不绝的突出特性。通过系统梳理中国经济思想数千年的传承流变，我们既能清晰看到中国经济思想自身的传承脉络与创新轨迹，也能从中凝练出中华民族在经济治理、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民族特质，诸如民惟邦本、厚德载物、九州共贯等，建立古今联通桥梁，使理论建构始终扎根于文明传承中。同时，在多元文明比较中审视经济思想发展，揭示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持续跟进当前的经济实践，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以及新时代以来的发展建设成就。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实践成果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提炼，凝聚学术共识、构建系统化学说、明确发展方向，不仅强化了源自历史深处的根基与自信，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注入不竭发展动力。
四法并用：以科学观点挖掘中国经济思想精髓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您觉得如何用“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精准挖掘中国经济思想核心内涵，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程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也是我们开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根本立足点。例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并非书斋中的抽象思辨，而是历代先贤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过程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我在研究中特别注意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推演，而是通过文献爬梳、统计整理和比较分析，追溯古人在特定经济问题上的思想创见和解决方案。我的研究体会是，只有坚持以实践为源头、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路径，才能精准把握中国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
历史的观点要求我们把中国经济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全球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考察。秉持“立足唯物史观，注重中外比较”的学术取向，通过中外比较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包含西方意义上的基于市场交换的经济分析，还展现了基于国家管理的更为多样的经济分析，具备较强的分析性和体系性。同时，文明互鉴下的国际传播也非常重要，只有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才能在世界经济思想史坐标系中准确定位中国经济思想的独特贡献。
辩证的观点要求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在矛盾运动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例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含着义利并重、量入为出等历久弥新的智慧结晶，但其毕竟生长于农耕文明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不能奉为“万能药方”。因此，挖掘传统绝非复古，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西方经济学在其数百年发展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市场分析工具、均衡分析方法、计量实证手段等，这些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也要清醒认识其适用边界，避免陷入“削足适履”的理论误区。
发展的观点要求我们不仅看到经济思想的历史形态，更要关注其如何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断演进、建构与再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经济思想会因生产力发展、制度变革、外部冲击等，发生概念重组、理论转型与实践创新。研究者应着力揭示这些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的“变”与“不变”，理解其生命力所在。要扎根本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学说。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拥有了更多元的方法基础，形成了既扎根中国实际又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研究范式。一是运用自然语言处理、主题建模等数字人文工具，对经济思想文献进行大规模文本挖掘，识别核心概念的历史语义网络及其演变轨迹，弥补过去文献研究在覆盖面和系统性上的不足。二是通过博弈论建模和历史案例的对照分析，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形式化建模，论证其内在核心逻辑，揭示不同历史情境下经济思想的普遍价值。三是运用面板数据、断点回归、双重差分等计量方法，检验特定经济思想指导下的政策是否真正达到预期效果。
融通创新：以“两个结合”引领理论提质升级
记者：我国经济思想史以及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该如何落实好“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这一要求呢？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助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还面临哪些挑战，您还有哪些破解难题、融通创新的具体建议？
程霖：我认为关键在于确立一个清晰的历史方位与理论坐标。当前，我国正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并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人类经济思想史发展进程来看，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高地往往也会成为理论创新的高地。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立足新时代丰富而独特的生产力实践，厘清生产力跃迁驱动经济思想变革的根本规律，进而以中国视角对全球经济思想史资源进行重新审视、萃取与整合。
一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明确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与根本遵循。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凸显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革命性价值与当代意义。二是吸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华，从中提炼出能与现代前沿理论对话并提供思想滋养的标识性概念，让中华数千年的经济治理实践积淀成为中国理论的独特思想来源。三是推动中国经济实践理论化，完成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贯通与时代创新。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要系统梳理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探索的演进脉络与创新成果，确立中国经济思想史在全球经济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提炼升华为理论体系，最终形成源自中国之路、服务中国之治、回应中国之问、彰显中国之理的系统化学说。
我觉得，目前的研究仍需在三个方面深化突破：一是进一步挖掘传统经济思想内在逻辑、实践机理及其潜移默化影响当代治理的深层脉络，打通传统义理与现代社会科学分析的学理通道，加强其当代价值的纵深阐释。二是打破中西文明对话中“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框架，扎实开展双向比较与互鉴研究，构建彰显多元文明、包容互鉴的学术叙事与分析范式，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与学术话语权。三是加强思想史研究主动、系统对接国家战略与前沿理论的自觉性，以“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经济思想史》编写为核心契机，系统打造核心教材、配套教学资源协同衔接的教材体系；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培育，着力培养一批深通思想脉络、精通教学方法、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视野的骨干教师，以高质量教材建设、高水平师资培育，筑牢学科发展根基。
记者：立足“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您认为未来学界该如何深挖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精华、扎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又该怎样依托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质升级，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程霖：面向未来长远发展，核心是要以“两个结合”为引领，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性迭代升级。
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分析中国乃至人类经济思想演进的深层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统领理论创新，确保体系建设的正确方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进行系统梳理、萃取精华，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此，我们的理论才能既有现代学理高度，又有中华文明的文化根基，形成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鲜明标识，真正筑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主体性和精神根基。
经济思想史研究要进一步推进构建古今贯通、中西汇通的格局，把研究重心转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原创性理论创新、学术话语引领。既要深入中国经济实践，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提炼新概念、新命题，又要扎根传统文化沃土，推动传统经济智慧的现代转化与学理阐释。同时，积极推动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讲好“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和中国故事，在文明互鉴中构建起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意义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光明日报记者 陈之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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